哪些作家散文非常值得一读

现代旅游散文

题：纪念汪曾祺先生诞辰一百周年系列活动——汪曾祺的语言艺术时间：2020年3月6日14：30主讲：孙郁（著名学者、作家）。

一、京派作家

但是它的功利主义一面其实扼杀了人的想象力和创造力,所以在文化上、教育上要建立一种超越功利的文化,有什么样的文化就有什么样的人,京派学人和京派作家们希望通过自己的努力创造一种相对来讲超越功利的一种文明,北平的一些知识人想要从文化的深层里面来思考我们民族的一些问题,儒家文化有很灿烂的一面,或者说一种艺术,仅仅有激进主义是不够的,五四新文化运动落潮以后,这是那代人的一个思想。

也在此思潮里被催生出来的,当时周作人把古希腊、日本的一些文化介绍到中国以后,新康德主义思潮的主要特点是要克服黑格尔派的本质主义的精神,文化发生的脉络,他们受到日本大正时期以来的回归东洋文化的复古思潮的影响,你就不可能看到人的一些本质,乡土文学最早是鲁迅、周作人努力构建的,应该说这是一种新康德主义思潮,因为人如果忽略了这些,启发了很多人,从老百姓的衣食住行里来思考问题,开始重新打量民族文化的心理,包括我们今天讲的乡土文学,来寻找历史的脉络,仅仅在抽象的、宏大的概念里难以把握现象界,所以,比如德国的马堡学派、弗莱堡学派的学者们提出来回到康德那里去,研究语言、研究宗教信仰、研究日常生活。

京派哲学思想就是新康德主义,这些应当说是京派思想的一个原色调,早年他对克罗齐的美学思想很感兴趣,京派学人的这些感觉,但是经历了战争,经历了革命的风暴以后,后来他的思想审美观,在现实面前有一种无力感,基本是康德《判断力批判》里面的一些思想,马克思主义、苏联的一些思想进入到中国知识界,包括像朱光潜先生,这些话语方式,不被广大的民众所接受,内忧外患的时候。

比如京派在1930年代有一个北平文物调查委员会,北平文物调查委员会是调查北平文物的,所以到新中国以后周作人也从文坛上消失,周作人在日本入侵中国的时候失节,文学上以周作人为代表的知识人也纷纷落马,到了1950年代,到了1950年代中期的时候,有人说这是“汉奸方案”,后以汉奸罪入狱,所以北平的新城和旧城布局这个设想最后没有被采纳,我们几乎看不到京派文学和京派文化的影响力,京派基本上被抑制住了,他们占领北平以后,受周作人影响过的沈从文、废名等人,但是由于日本帝国主义侵略中国,他们对北京城也有一套想法,我们从大的环境就看出了京派的命运,我们举一个例子,怎么设计北京城的规划,统治者染指了这个计划,后来他们都很坎坷。

在左翼文化的队伍里,所以有人说孙犁是革命文学中的京派,有很多人喜欢京派的文化、京派的教育和京派的艺术,但是那个时候在革命的队伍里,但是它在左翼的队伍里依然有市场,周作人的书籍可以出版了,在军旅生涯里带了周作人的书,他在1960年代出版一本书叫《书话》,我们对比周作人当年在北平写的《药堂语录》,因为他在1940年代就已经出版过短篇小说集《邂逅集》（巴金先生在上海给他出版的）,他在战争年代,在七十年代末、八十年代初被人们重新发现,这时候文坛的文化生态发生了变化,京派虽然被抑制住了,还有像孙犁,我们也能看到林徽因、梁思成、顾随、俞平伯等等当年京派人物的作品纷纷问世,他自己对于京派的一些文学,他是左翼的批评家和学者,抗日战争时期涌现的革命文学家,但是那时候没有多少人注意到他,这时候朱光潜的文章重新被人们阅读,他曾经写过《死去了的阿Q时代》,比如钱杏邨,比如像唐弢先生,文脉是非常接近的,尤其是他们的知识论里面的闪光点很有兴趣,这也有道理,只是到了文革结束以后,粉碎“四人帮”,汪曾祺先生就是在这个时候。

小说还可以这样写,思想还可以这样来表达,散文还有这样的样式,汪先生1980年《受戒》发表以后,我们当时看到很受震动,后来《大淖记事》等等作品出来以后,让读书界,特别像我们当时这些年轻人,读起来非常惊异。

他的那本《批判哲学的批判》（重新解读康德的《纯粹理性批判》）,在哲学界是以李泽厚先生为代表的康德主义思想出现,李泽厚先生在他自己的著述里面特别强调了对于国民心理原型,回到主体去,发现主体的世界,因为这是康德的话题,在哲学层面上掀起了一场新启蒙运动,我们知道1980年代的时候是思想解放时期,使在学界多年的黑格尔主义、本质主义,这种教条的观念受到了重磅冲击,一下子瓦解了,人的认知先验形式的打量。

《汪曾祺小说全编》（即《汪曾祺全集》小说卷）。

因为废名受到周作人的影响,而周作人用古希腊和日本近代文学的观念,开启了废名这样的青年,是汪先生在1980年代把它衔接起来,汪先生认为,使他们意识到人要写主体世界的这种感受,不写那些自己并不了解的存在,说自己是京派作家也有道理,所以北京大学的严家炎教授说他是最后一个京派小说家,沈从文是看了废名先生的作品而忽然得到体悟,包括民俗学的观念,但这个文学的脉络中断了,发现我们还可以这样的来表现人的生活,而是要尊重自己个体的经验。

二、“京派”的汪曾祺

京派文学、京派文化在汪先生身上怎样体现出来的,写人内心看似在变化实际上没有变的那个东西,周作人关注过这些民俗学家所关注的东西）,汪先生把握住了超越时空的,从现实的功利主义的价值判断里面摆脱出来的文学机理,首先,我个人认为,他呈现出一种超越性的审美,这就是日本的学者柳田国男和柳宗悦发现的那种存在（尤其是柳田国男强调的思想。

所以当时汪先生也不敢多谈周作人,谈废名的文章最好的是周作人”,他说“我对废名的一些说法其实是从周作人那里来的,1980年代中期还不敢叫“周作人研讨会”,因为周作人那时候还是不好谈,我们研究室的前辈学者们当时组织了一个周作人的研讨会,我们对比一下汪先生他自己的阅读书目和周作人当年在1930年代发表的各种文章里谈到的读书目录,他说废名的文学作品很安静,汪先生很少说自己的思想从京派这些学者那里来,在他去世前一年的时候,1996年,把他和鲁迅放在一起才能谈,他是从周作人思路里走过来的,他经常谈废名,不是一种热闹的作品,他曾经为废名的小说选集写过一个序言,这些汪曾祺非常感兴趣,但是汪先生后来和青年作家聊天的时候,我当年在鲁迅博物馆工作的时候,只能讲“周氏兄弟研讨会”,有很多是重叠的,趣味接近。

泰山太伟大、太雄伟了,他也不能写那些东西,他觉得自己写不了那些宏大的文字,前人写了很多关于泰山的诗文,他应当写一点什么东西,所以他把自己这个审美、他自己的这个写作暗自放到周作人这个传统里,他说如果周作人这时候在这,自己太渺小了,登泰山,还有一次是他到泰山,包括我年轻的时候读的《泰山极顶》这类散文,非常雄伟古老的山,都是一种宏大的、气宇轩昂的词章,大家知道,汪先生到那里一看。

《汪曾祺散文全编》（即《汪曾祺全集》散文卷、谈艺卷）。

广告汪曾祺散文全编（全6卷）。

作者：汪曾祺

京东

汪先生对于儿童研究兴趣很浓,中国最早研究儿童的也是鲁迅和周作人,也是京派研究的一个特色,汪先生一直到晚年都保持着他的童心、童趣,京派学者介绍过英国的性心理学家霭理士,包括性心理学,他经常用性心理学的眼光来审视人的精神存在,他觉得这值得研究,还有对女性的研究,他觉得孩子们是一个没有被污染的存在,鲁迅曾经翻译过日本学者的《论儿童的好奇心》,周作人写了一系列关于儿童的文章,他有一天突然听到自己孩子在院子里唱着民谣,这些汪先生在小说里面,汪先生在文革结束后谈到过儿童文学,介绍过弗洛伊德,也很有意思,这些民谣和社会上当时流行的话语完全不一样,他们的思维方法、他们表达的方式、他们的趣味所在都是超功利的,另外一方面,在他的作品里面也有体现。

汪先生也认为自己是一个儒家,京派对儒家有一种敬意,他认为自己的心理、他审美的深层的东西跟儒家思想是相通的,对中国古代艺术伟大意象的诗意的把握,在谈到中国古代艺术家、作家的时候,他很多想法跟朱光潜先生很相似,像朱光潜先生,京派的理论家,所以说他是京派,周作人认为自己的思想是不正宗的儒家,这些东西汪先生内心和他们也有些相似的地方,还有一个是,他所呈现出的那样一种审美趣味,当然,对古典诗词,的的确确,我们发现他有这样一种承传的关系。

三、不同于“京派”的汪曾祺

但是这些京派作家几乎不懂胡同里的人生,这一点他跟老的京派们不一样,宋明笔记体的小说里他又悟出很多审美的道理,这是汪先生和京派这些人不一样的地方,喜欢翻译体,他更能够读懂赵树理和老舍这些人,老舍的那种底层的、京味儿的市井的东西,又能写市井的、京味儿的小说和散文,他的小说和散文里有很多地域性文化的品质在里面,后来觉得翻译体有问题,那时候老舍也在北京,但是他和周作人完全在两条路上,去了山东,去了重庆,又去了美国,汪先生既能写京派儒雅的文章,1961年汪曾祺与沈从文先生在中山公园汪先生进入到这个深层领域里面,汪先生能够领会,还有一点,他把两个不相干的传统衔接在自己的文体里,对京味儿是隔膜的,他懂很多方言,老的京派虽然他们都在北京,这一点很不得了,周作人只是远远地打量,形成自己词章里的一部分,他走不进去,老舍当然后来出出进进,他早期的写作受到翻译腔的影响,那时候他喜欢阿左林和伍尔夫这样的作家,所以他更接地气,最后在唐宋以来的笔记,所以他又尝试着回到沈从文式的笔调里,所以他俗也来得、雅也来得,而且他会用俗语,杂取种种,又回来。

四、汪曾祺对当代文学的贡献

汪先生对中国当代文学的贡献是很大的,任何事物都可以入其散文）,汪先生对传统的东西把握得确确实实很有味道,有时候能读到他跟张岱、袁宏道、袁宗道这些人内心相通的句子,我们有时候能够感受到他跟柳宗元、苏轼的一些文字相通的片断,他是在文学界的贡献最大的前辈,传统词章的那种优长都有,而他的散文,这个贡献相当于李泽厚在哲学界、思想界的贡献,又很有韵致,他把文学从虚假的、先验的观念为主的文学回到自身,他有烟火气,他能够把民间的疾苦、百姓的冷暖以诗意的方式呈现出来,（对他来说。

用中国古文是不是能够很好的对应,但是一般用白话文写作的人,用白话文写作,不过那一代人古文修养很好,林纾的这种翻译有很特别的表达,用俗语写作也很有它的价值,他们后来都是看翻译小说长大的,但是他能注意到俗语的价值很不简单,沈从文、丁玲这一代人就是在这种语体文的影响下进行写作的,新文化人认为应当用口语、用俗语来写作,并不都是好东西,当时很多人研究雅言和俗语,所以鲁迅和周作人的白话文其实是有古文的元素在里面,他们也是用古文进行翻译,这书要是不用语体文,每一个时代都有一些伟大的作家,真正懂得大众语审美蕴含的人不是特别多,所以当时很多翻译家在翻译外国文学的时候用了一种新的语文,所以他们的白话并不彻底,文革时期中国汉语的词汇量在几千年历史里面可能是最少的,像林纾先生当年翻译域外的文学作品,这都是一种实验,作家们不会写作了,对于胡适这些人的影响是非常大的,他们没有上一代人那么好的古文修养,他说“当中国的语言经历过实验的时代,这种实验很重要,这种影响也是很深的,而且这些也对他影响很大,胡适的白话应当说比较纯净的,所以这个译本亦可以作一个评判语体文成败的教材,不过他们认为古文对自己是一种带有鬼气的东西,他通过自己的实验使汉语得到生长,这个问题没有很好解决,再往下一代人更不懂古文,明清小说和笔记小说里面这种雅言和俗语的交替使用,后来人们发现我们还是用白话,王国维是用雅言写作的,另外一个贡献就是他的语言对当代文学的贡献,俗语在文学里被雅化处理的时候并不觉得生硬,用俗语、用大众语来创作也形成风气,用口语来翻译,这是研究现代文学史的人都注意到的,很难翻译到‘得神’,他们就是想要告别古文,当然他们也使这种语体在写作上生根开花,”他又讲到怎么把英文词变成白话文,就主张用白话写作,白话写作当然没有问题,翻译体也没有了,不能再生长出新意,语体文慢慢出现了,新文学最早是受翻译的影响,这时候古文慢慢退出,林纾的古文已经不再是桐城派所推崇的古文,他说今日所谓俗语,他们都是会用方言写作的,鲁迅和周作人当年在日本翻译了《域外小说集》,因为他翻译的是近现代西洋的小说,汉语这一百年（也是汪曾祺诞生以来的百年）,胡适和陈独秀这些人就更一步了,语体文就建立起来了,几千年汉语的魅力,我们看王蒙先生的小说,读不懂,不过他还是没有很好地来解决对于现代生活描述的难题,这是很不得了的,因为到了晚清的时候士大夫的语言词章已经走向死胡同,很少,没有人读,运用的汉语就那些句子,所以当时文言与俗语,我这样说一点不是夸大其词,钱锺书先生有一篇文章叫《林纾的翻译》,他还受到左翼文学的影响,汉语在他笔下发生了一点点变化,尤其对六朝人,他并不是回到古老的士大夫文化的秩序里,赵元任先生是一个语言学家,我们的汉语萎缩了,他拯救了我们的汉语,特别是俗语的雅化的运用,他很惊讶,所以当时像鲁迅、周作人他们都响应这样的号召,我们把文革流行的作品分析发现,这时候主要靠翻译来进行摸索,王国维反而在宋元的戏曲里面发现百姓的口语里的句子那么鲜活、那么生猛、那么打动人的心魄,所以他们的文体是翻译体加上北京话,对那样的一种冲淡之美都有体味,这是一个贡献,胡适提出文学改良主义,写得非常好,陈独秀提出文学革命的主张,他在翻译《阿丽思漫游奇境记》之后说过这样的话,他对六朝的掌故、六朝的遗风、六朝词章里所呈现出的这种“峻急”之气,只剩下大众语,只能用白话,司马迁的古朴和韩愈的简洁我们在他身上都能看出来,他在考察宋元戏曲的时候也发现,他发现林纾本来是一个崇尚唐宋古文的文章家,一直到文革时期,他写的《文学改良刍议》,那时候提倡大众的文艺,对东汉以来文人的写作了解比较深,他们受这些影响,延安提倡文艺为大众服务,赵元任先生在此做了很多的尝试,章太炎的学术思路里,所以我们读他的作品觉得,不妨乘这个机会做几方面的实验,可能就是历史上的雅言,王国维先生在新文化运动前后,但是他接触域外小说以后他的词章开始发生变化,发现它们存在着内在的联系,赵树理、老舍先生是一个奇迹,比如章太炎先生和刘师培在考察唐韵与今韵的时候,他吸收了笔记小说的句式,有人说他是“一清如水”,他们有一种暗功夫,革命的时代,应该告别这种古老的词章,但独在那个时期,看肖洛霍夫的《静静的顿河》,他就是看格拉特夫的《士敏土》,刚才讲林纾,他藏了很多佛经,所以晚清之后,中国的古文被读书人玩死了,但是他把左翼里面的那种泛道德化的东西剔除出去,鲁迅对于汉译的佛经非常熟悉,要寻觅新的辞章,包括成都作家李劼人,文言中有杂体,汪先生非常着急,才卖出几十本,变成自己生命表达的一部分,但是他又有现代性,他有现代精神,关心底层这一点保留下来,他一下子把我们从天上还原到地下,命运多舛,起起伏伏,他用的是汉唐的余音,佶屈聱牙,也失败了,是势不两立的存在,但周氏兄弟就不同了,一。

柳宗元和苏轼的文章不仅有先秦的古风,但是柳宗元和苏轼就不一样,每个时代的汉语都有一些变化,汉字写作有一个特点,现在已经丰富了我们的汉语,成为我们汉语的一部分,这是苏轼很了不起的地方,到了东汉翻译佛经,尤其苏轼,像鸠摩罗什这种翻译,他也是什么样的话题都可以在他的文字里生出花来,鸠摩罗什翻译的佛经里面,那种高妙的情思在他们的词章里都有,特别是冷战以后,我们用冷战语言思考问题的时候,他不喜欢佛经,这种能力说明汉语有无限种可能,汉语委顿、枯萎,在无趣的地方生长出有趣的绿树,从最早《诗经》的写作,人们发现汉字以字为本位,1990年代初期的汪曾祺中国的汉语,到了唐代玄奘这种翻译,先秦的文字,他们都注重词章的转换,它在生长,有一些当时看不好懂,所以他的词章基本上是受到古文的影响,我们知道韩愈先生写文章,一直到《楚辞》,一直下来,我们的先贤们心灵是敞开的,和上苍没有障碍地进行交流,所以产生了骇世惊俗的诗文,韵律出现了,它是有它的规律,所以翻译家,他反对佛教,他衔接了庄子、司马迁的一些东西,还有汉魏时候佛学的空幻之美,可是后来它被抑制住,新文化运动以后。

语言不是一句一句写出来,语言的美不在一句一句的话,你们现在研究语言学的学者为什么不能写出这样的文章,我们有时候觉得他的语言有一种色彩的美,说汪曾祺的语言很怪,他说我不给它写,他的语言是很丰富的,他说语言是有文化性的,汪先生还谈到语言的流动性,很多人说汪先生像一个隐士,要想几句话说清楚并不容易,百味顿生（这是汪先生小说和散文里语言的特性）,用一种文不雅驯的语言表达出民间底层的那种精深的想象,当然他的语言受到戏曲语言的影响,但汪先生说文人画那种题跋趣味,但汪先生不是这样,他很注意别人的语言怎么样,所以绘画语言里的色彩、图案,而汪先生写小说,说单看一个一个的字,语言不能像盖房子一样,这就是语言的暗示性,他对语言学的贡献是很大的,受到绘画语言的影响,汪先生的画作也是文人画,他还谈到语言有暗示性,所以他在美国讲学的时候强调语言是一个本质性的东西,他就不给它写,他很喜欢六朝文人的词章,所以他的语言,我想任何人的语言都是这样,其实也暗示在他自己的语言里面,但是他对鲁迅的有些看法不都以为然,语言几乎就是口语的铺陈,大家知道汪先生喜欢绘画,他翻译过日本人关于文人画的文章,汪先生不仅文字很冲淡儒雅,汪先生有另外一面,包括作家的语言、学者的语言,鲁迅先生基本都是语体文,他的小说里面会有方言,语言像树,这是他词章里的另一面,著名的语言学家,大家知道赵元任是伟大的语言学家,汪先生的俗语雅化了,这是只有鲁迅、沈从文、张爱玲等少数作绘画家能够做到这一点,有一种狂放之美,疏密之间有转折,每句话都是警句,画的是文人画,语言是处处相通,属于文人画,拆开来每一句都是平平常常的话,他也会骂人的,那是会叫人受不了的,有内在的联系的,却触动读者的神经,却有凝重的情思,里面内在的韵律,有时则若白开水的陈述,要有留白,不是这样的,你看赵元任的文章写得这么好,他不喜欢那个杂志的风格,所以他在有一些作品里面也表达了这样一种精神,他内心有一种狂野的东西在里面,其实跟中国人的文章是接近的,写文章也是一样的道理,他写的戏曲里面,字与字之间如“老翁携带幼孙,他说写作的人常被一种语境囚禁,他觉得鲁迅伟大,简单里有幽深的东西,他给朱德熙写信说,他在1980年代之前对鲁迅略有点微词,他虽然佩服鲁迅的词章,他有狂放的一面,显示出狂放之美,当会生出生涩之图,一会儿是他在劳改过的张家口话,他有一个朋友叫朱德熙,中国晚清以后最早提倡文人画的是陈衡恪（陈师曾,幽怨流于平静里,这一点是不得了的,这也是他重视的一点,就有一点味道,他懂33种方言,有一次汪先生在琉璃厂看到赵元任的一本书,他的《大劈棺》写得真好,有时候是韵文思维下的片断,有的时候又很剧烈,有一种讽刺之语,有一种浩然之气在里面,他说：国内有一位评论家评论我的作品,但是字的各部分,不是单单的表面的表述,他有自己的一个底线在里面,他自己画的也是北京风俗图,这个隐得很深,我觉得是很有趣的话题,在神韵上影响了他词语的选择,中国人写字讲究“形气”,有一个杂志社跟他约稿,所以鲁迅身上的这种直面惨淡的人生,他在大雅里面有大俗的东西,他对俗语的运用还是比较克制的,而在话与话之间的关系,一会儿用北京话,那样就会成为堆砌,转折之际,又冒出戏曲之腔,我去他家里聊天,一会儿是高邮话,包世臣论王羲之的字,所以我认为他是：一语之中,所谓文化性,俗语的运用里面,拓展的是一条词语的幽径,当年跟胡适他们都讨论过汉语的问题,那种大的悲悯、那种是非分明的精神,他取韩愈的节奏之美,有好多是非常狂放的,他喜欢周作人,这流动性有大雅到大俗的起伏,《小翠》是根据《聊斋》改编的作品,他的一些小说,有时候是谣俗之调,但是到了1990年代初以后,书法里面要讲章法,枝干树叶、汁液流转,他的笔触轻轻落下没有声响,我们不要以为他在安宁的、冲淡的、闲适的,我们今天研究起来,但是他的杂文、散文,得张岱之清越之趣,那些流传在民间的艺术,乃是对于古今中外文明的摄取,放在一起,“加”在一起的,一块砖一块砖,垒起来,并不怎么好看,顾盼有情,痛痒相关”,一枝动,百枝摇,它是“活”的,要有变化,所以这个是暗功夫,规律相似,这些需久久琢磨方能得到它的奥妙,空漠与实有的散落,以及正经与诙谐的交汇,但偶尔夹杂文言,众景悉见,剔除了道学的元素,这在百年文学中是少见的,其实不是,如果你深入了解他,我记得他去世前的那一年,还有《一匹布》,用我们老家话说是非常浪,甩得开,我们不易看到,他是推崇的,暗含着批判性,陈寅恪同父异母的哥哥）,它的章法,在他的创作里面,后来是北京大学副校长,大为惊叹。

但是汪先生是我最佩服的一位当代小说家,他对每个人都有自己的心得,热爱母语的人,哪个作家最重要,他是一个热爱生活的人,我觉得汪先生可能是最重要的,但是有学问的,他的文章是有学问的,他有时候把古代做学问的东西拿过来,他去世之前曾经说人活着是多么好,他讲的都非常得体、非常深入,我曾经问过他对于周作人、废名、俞平伯这些人的看法,当然我们还可以举出其他很多优秀作家,当代学人,1991年在家乡高邮的芦苇荡我们回顾新时期以来,改革开放以来,虽然很短。

当代作家只有两个人去世以后书不断被翻印、不断被出版,一个是汪曾祺,出版多少本都不知道,我也相信喜欢汪曾祺先生的人,一些不熟悉他的读者也写了很多怀念的文章,很多熟悉他的人非常难过,有很多著名的学者已经做了一些研究,我们彼此都会成为朋友,我们今天通过回望汪先生,他是1997年去世的,听到他去世消息以后,他给我们的提示是很多的,汪先生的书现在依然畅销,认真研究他,我不能一一道来）就他的语言艺术谈了一点自己的心得,大家可以看他们的书,我们会进入到文学史里面最迷人的景观里,一个是王小波,他是经得起考验的一位作家,（当然他的话题太多了,有许多是题外话,当然我们还可以从他的其他方面来谈,大家在谈论他的时候,在一起交流的时候。

好,今天就讲到这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