聂元梓回忆录出版之际

恩慈旅游

余汝信

尤是聂返京后又将笔者建议删去的原稿注释又重新加回上去,笔者对聂的信任表示感谢,聂元梓曾将其已修改过多次的回忆录稿给笔者一阅,不想聂觉得以上的话还中听,都应删去,应是读者最为关心处,应一一核对清楚,笔者不得不日夜尽力而为,这更是笔者难以负责的了,未料聂穷追不舍,仍有颇多不尽人意之处,应加重这两部份的份量,（２）非自己亲身经历的道听途说,以八十三岁高龄独自一人赶至笔者居住城市,（３）全书史实性错误颇多（包括正文和注释）,另文字校对也颇粗疏,写好自己经历过的事情即可,对林彪、江青及其他中央文革成员不着边际的文革式批判语言,惟考虑到修改的工作量庞大,而出狱后的艰辛,则无需多加渲染,约半年前,浏览之后,贸然提了几点意见：（１）北大社教与所谓“全国第一张马列主义的大字报”产生过程,对过往太多的忏悔之词,以免留下笑柄,多番要求为其重新加以整理,本以俗务缠身为由加以推却,一住半月,因时间匆促,改了相当大一部份,今天看来。

回忆录还引用了另一段聂出狱后病中关于大字报写作经过的口述：。

我们将曹轶欧谈话的内容精神向参加写作大字报的同志全部传达了,所以就同意杨克明的意见请示曹轶欧,杨克明向我提出了写大字报的意见,都同意写大字报,’‘有意见可以写大字报,想对学校陆平校长的工作写一张大字报是不是可以,杨克明提出请示曹轶欧,应该给党中央写一个报告（根据党中央《五?一六通知》的精神）,公开给领导写大字报应该请示上级,可以写大字报,他准备写大字报,向曹讲了我们听了党中央《五?一六通知》的内容后,也告诉了赵正义找写报告的那几个人,他找了宋一秀、杨克明、高云鹏等人,曹轶欧同我和杨克明谈话时在场的有张恩慈,‘怎么不可以写呢,以为给毛主席党中央写报告,让我继续对学校工作上的问题提意见,杨克明等人在党内已经听到了传达,贴了大字报后,没有必要这样长期地批斗提意见的人,参加讨论的有赵正义和我、杨克明,所以当时想到再给毛主席党中央写报告,宋一秀把杨克明的第三稿交给我,内容是不要再批斗社教运动中的积极分子和提意见的人了,讲了我们要想写大字报的考虑,我曾经给毛泽东主席、刘少奇副主席写过一个报告,曹找我谈话,曹轶欧表示‘可以’,能不能收到,想约曹轶欧谈话,第三稿是杨克明主动提出他来修改,第一稿可能是宋一秀写的,同时也给彭真、刘仁同志写了大体相同的一样内容,“曹轶欧带张恩慈等人于一九六六年三、四月间（具体时间不详）到北大蹲点,市委新领导是哪些人也弄不清楚,徵求参加写作的同志的意见,这样我找了张恩慈,不知道什么时候才能收到,这时我已决定到怀柔县搞四清,准备下去四清,然后在杨克明的家里组织讨论,讲了我的意见,校党委传达党中央《五?一六通知》,不要长期地住在国际饭店开批斗会了,不再对学校工作提什么意见,所以也想是不是把这个报告改成大字报,提意见提错了可以改,’同时又说党中央发的《五?一六通知》就是发动和领导‘文化大革命’的纲,这些问题我不想过问了,两封信没有下文,他的意见告诉了我,记不清楚了,是五月二十五日的早饭后,经张恩慈联系,这封信是经田家英同志转的,党中央也可以很快地知道内容,讲了我听传达的要点精神,他们都很高兴,让他找几个教员写作,能否收到确实有顾虑,第二稿是宋一秀、高云鹏写的,二十日我找哲学系党总支副书记赵正义,还有曹的随行人员,找校系领导干部谈话（可能也有社教运动的积极分子）,回校后,随即在党内继续传达,也还是一个问题,下社队,你们应该很好地学习,这是一个纲领性文件,我思想上也有一些顾虑,提出北大的问题没有解决,谈学校的情况,当时北京市委彭真已经罢掉了,于五月十九日晚,因为在国际饭店会议的时候,所以我就同意了,既可以使群众讨论,认为有上级的指示了,当时我表示,并去看过一次,准备搬家,这时,当时,对的,应该接受,正在考虑矛盾之际,但是,我没有考虑成熟,约定了在京西宾馆西院二楼（当时要筹建马列研究院的地址）,我和杨谈完了,最后叫我审阅的。

签字的时候有杨克明、夏剑豸、宋一秀、高云鹏,讨论第三稿的晚上（五月二十四日晚）,也参加了讨论,由宋一秀、高云鹏抄写的,杨克明的名字是宋一秀代签的,夏剑豸从农村四清回来,他同意然后签字,“我修改了字句,最后加了一段和三个口号,临时我又找了李醒尘,还有赵正义和我,因为他上班没有在家。

“约于下午１时左右贴出”（《聂元梓回忆录》页４５９－４６１）。

杨、张都极力否定有这次面谈（《曹轶欧与“第一张大字报”关系再考订》,聂、杨、张三人至今各执一词,聂上述两段回忆,张恩慈在座,此事笔者再三追问聂,都谈及是与杨克明一起到曹处,甚至画了一张图说明面谈时各人所坐位置,而据印红标先生作文称,载《文史精华》杂志２００４年第二期）,聂均坚持她所说是事实,谁的可信程度较高,事情的真相究竟如何,目前似难有定论。

二、麻烦制造者

使自己“被卷入另一椿麻烦里面”,按聂的说法,恰恰却是聂本人,聂元梓与中监委常委、老红军吴溉之结婚,这椿婚事,而麻烦的制造者,１９６５年深秋,亦即文革的前夕。

“安子文来打麻将,叫邓觉先,邓觉先的丈夫即张仲瀚,当时中组部部长安子文,她妹妹叫邓觉慧,经常到吴溉之家聊天打麻将,据聂称,海军司令员萧劲光,经常带个女的,也是常来常往”,聂知他远在新疆工作。

邓觉先居然代替安子文处理工作,就到邓觉先家里找,因为安子文不好找,就先找邓觉先,就找邓觉先,安子文要出差,中央组织部派人找安子文,安子文分管党的组织工作,安子文出差在外,我发现安子文和邓觉先的关系很暧昧,邓觉先都知道,人却经常在邓觉先家里,要是到吴溉之家里找不着,也先到邓觉先那里去,都是从邓觉先那里走,问邓觉先,有时也是通过邓觉先传达,这完全不符合党的工作原则呀,一找准能找到,要了解安子文的事,安子文的有关意见,他出差回来,安子文身为中央组织部领导,然后才能见到安子文,有时一些老同志找他谈工作,他什么时候回来,而且在人前也不避讳,准能知道,是党的要害部门,“交往多了以后,比如说,或者想知道点什么消息,有时候,管干部。

可是吴溉之自己不对安子文讲,邓觉先再和安子文说,“其它的人我不多说,要安子文帮忙,他和安子文那么熟悉,调到身边来,他想把在外地上学的孙子调到北京,却先和邓觉先讲,有一段时间一个人生活,两个人的办公室也挨得近,吴溉之自己,爱人去世以后,孤单得很,但户口等问题不好解决,三天两头就凑在一起,才给他办了这件事情。

有什么事情应该是交给中央组织部的人去做,吴溉之这个人不关心这些事情,你安子文是党的中央组织部领导,“这样的情况一再地发生,即使当着他的面发生什么,我就觉得不对劲了,他也不放在心里,对他的事见怪不怪,或许是他和安子文相识多年,为什么一而再、再而三地让邓觉先去做,我却觉得不可思议,”（《聂元梓回忆录》页９５－９６）。

张仲瀚不是党外人士,聂在回忆录原稿中写道：“张仲瀚是党外人士,不是“统战对象”,邓家姐妹也不是党员,这么重要的党干部工作,他在新疆原陶峙岳部工作,以聂的性格,更不例外,而是１９３０年代入党的老党员,”笔者告诉聂,是“党外人士”,聂听后方恍然大悟,而是去“统战”别人,而且那个年代阶级斗争的弦绷得紧紧的,称自己一直误以为张是“国民党起义人员”,怎么可以让这些人来插手,因有这样的误会,于是,“疑团”也就越来越多。

她还能说出中央会议上的具体情况,邓觉先显然是从安子文那里得到了信息,对于彭真等人的揭发材料,这就更增加了我的忧虑：党的机密都让邓觉先这样身份的人得到了,不久中央召开会议,揭发批判彭真,都是安子文直接掌握的,我也是先从邓觉先那里听说的,她说,“这时已是一九六六年春天,这件事情,在正式向下面传达以前,谁谁怎么发言了等等,这怎么得了。

郝要聂去找康生反映,聂随即又将此事告诉了郝德青（国务院外事办公室副主任）,转告康生就可以了,白非得将此事报告所在单位－－中科院的保卫部门,杨劝聂离婚,康生的妻子曹轶欧现在不是就在你的学校蹲点嘛,结果杨的丈夫白介夫（中科院化学研究所副所长）也从中得知其事,并关照保卫部门向公安部长谢富治汇报,郝说,聂元梓未经与吴溉之商量,即将她的“怀疑”告诉了密友杨惠文,夫妻俩很紧张,你给她讲一下。

有一件事情要对康生汇报,我已经跟杨惠文和白介夫讲过这件事,需要向康生汇报,我对她说,她说,我简单地说了一下情况,是什么事,谢富治是否知道这件事我不清楚,我还是找了曹轶欧,曹轶欧问我,写报告怎么写得清楚,我就写了个纸条,这么多乱七八糟的事,你给康生写个字条吧,说有关安子文和邓觉先的重要情况,当面讲都未必能说得清,白介夫又告诉了保卫部门,可是这事情已经开了头,“这样,反复思考之后,我还是拿定了主意：革命为重,个人为轻,党的利益高于一切,其次,我也不好退却,因此,我给你转交,我心里慌乱得很,我想。

我跟康生汇报了情况,我从来没有在康生那里吃过饭,“曹轶欧把我写的纸条交上去,我和康生谈到半夜,写个条子给曹轶欧就行,和她一道去见康生,康生当时住在钓鱼台,是曹轶欧传的话,康生约我去面谈,该吃饭就吃饭,有什么重要情况,发现可疑情况就直接报告我,在他那里吃过夜宵,可以随时向他汇报,你还照常到邓觉先那里去,下班的时候,我坐着她的车子,他们都是晚上办公,喝了一杯牛奶,就出来了,就是这一次吃夜宵,康生告诉我,他说,你要继续保持跟吴溉之的关系,不要闹崩,要注意他们有什么活动,该打牌就打牌,留心他们的动静。

我就琢磨着怎么写这个报告,写一份正式的书面报告,从康生那里回到学校,转交给康生了,这时郝德青又来了,郝德青帮我修改了一遍,要有文字报告为凭证,“康生还要求我就安子文和邓觉先的问题,正所谓‘口说无凭’,要调查和处理这件事,正巧,我自己起草了一个材料,定了稿,就交给曹轶欧。

如果要审查吴溉之（我不能说不要审查他,康生不讲,我向康生表态说,要我和吴溉之分开,我和吴溉之分开,中央要审查吴溉之,说吴溉之对邓家姐妹是有警惕性的,我不了解,吴溉之总是先把文件锁起来,更多的情况,最好不要隔离,一旦隔离起来,而是这种特殊年代出现的特殊情况所造成的,康生通知我,不是感情上的原因,也不能问,既然组织上要我跟吴溉之离婚,康生找我去,我替吴溉之分辩,吴溉之年纪大了,我对吴溉之心里既负疚又无奈,恐怕身体承受不了,不是家庭内部出问题,他说,邓觉先是英国特务,“到了九月份,现在查清楚了,她还有电台,她们来玩来打牌,这是党的决定啊,）,因此,我就执行吧”（《聂元梓回忆录》页１０２－１０３）。

安子文和邓觉先的事情,就是聂元梓去“搅局”,聂元梓后来承认：“现在看来,应该反思”（《聂元梓回忆录》页１０６）,安子文越轨,以及有些事情处理不当,“把这种事情上升到阶级斗争的高度,推测邓觉先搞特务活动,萧劲光、吴溉之等都熟视无睹,仅仅是生活作风问题,违背组织原则”,确实是一种杯弓蛇影的思维方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