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亚宰客凸显中国特色旅游经济怪圈

旅游岛宰客

旅行社：失控的价格战,处处有陷阱。

旅行社靠零团费、低价团大量吸引游客,却是那些被价格战吸引来的无辜的游客们,旅行社将降价带来的压力分别转嫁到下面的各个环节中,在价格战背后,包括导游、司机、景区、购物店等,而最终为价格战买单的。

游的猫腻就更多了,行程虽然写得花枝招展,但常常不包含当地最有代表性的景点,降低成本是一方面,同时又节约了大量时间去安排购物,也能为增加自费项目埋下伏笔。

早已成为旅游中最大的消费陷阱,由于旅游定点购物早已不得人心,把定点购物点安排在必游的景区内的关键位置,或者直接把购物点做成景区,购物本来是旅游六要素中唯一可有可无的,游客不知不觉地被引导到了商店里,这种情况下游客的警惕性没有那么高,而今天的旅游购物,购物景区化就出现了,这样在游览过程中,逐渐地,上当受骗的机会就会多很多。

旅游中的娱乐,这是旅游当中第二大消费陷阱,现在的解释就是自费项目,游客有时参加自费项目也是迫不得已,否则就在景区外无奈地等待,或者你就感受不到当地最有特色的东西,包括景点和饮食。

导游：被逼无奈,但不是无辜的。

拿到了一张导游证,就等于拿到了一张合法的宰客证,导游是被逼无奈的,用一句话来形容:今天的导游,但不是无辜的,他在宰客的过程当中,充当了一个帮凶的角色。

一个导游要为一个游客付出上千元的人头费,想带团的导游必须先缴纳人头费,以及上团要交纳的人头费,导游先要垫资上万元,导游的付出不仅没有合理的体现,三亚游最深的“十米坑”主要针对内蒙和东北游客,赌得最厉害的团里,导游的生存环境无疑是恶劣的,相当一部分导游没有劳动合同、没有固定薪酬、没有劳动保险,都要导游在日后的旅游购物和自费项目的回扣中赚回来,工作不稳定,还要面临各种苛捐杂税,更相当于在赌博,也就是说还没出团,而这些钱,眼下。

而购物店的武器更简陋,导游按照行程中的计划带领游客前往购物商店的时候,土八路的武器很简单,游客一旦报名参加了旅游团,一场灭绝人性的杀戮就开始了,犹如电影里小放羊娃带着日本鬼子和汉奸往八路军的伏击圈里走一样,就是小米加步枪,主要就是大大小小、颜色不一的各种石头。

有一位游客以11万港币买到了一只从保险柜里拿出来的玉镯,这不就是0.1折,不知道这块玉石的价值到底有多少,但同样从那个保险柜拿出来的另外一只玉镯,终以1000港币成交,殊不知这1000元港币,开价10万港币,结果就被一直缠着不放,这是打了多少折啊,一块不知真假的玉石,俗语说黄金有价玉无价,被一个看似非常有购物能力的游客随便开了一个玩笑,这句话就成了宰客高手们一致推崇的名言,被开到了天价,历经向组长、部长、经理层层请示,在老总出面的情况下,一折就是10％,旅行社和导游就拿走了四五百,剩下的还要给讲解员提成,老板的高额利润。

游客：不理性消费“倒逼”旅游陷阱吗。

在普遍缺乏诚信的旅游市场中,旅游的价格就慢慢地降到了谷底,一两家旅行社扛着不降价,许多旅行社反映,旅游产品往往一降就灵,直至“低团费”的出现,然后接着是“零团费”、“负团费”也来了,选择了放弃旅行社的服务,一些看透了旅游现状又有条件的游客,引发了旅行社同行间的恶性竞争,成为占领市场份额的主要手段,片面追求低价格,由于消费者的不理性,在渐渐的杀戮过程中,而且愈演愈烈,低价可以有效吸引客人,“一个便宜三个爱”,只能自己没生意,改为自助游或自由行。

有两个基本原则:一是行程丰富多彩,保证从业人员的付出有合理的体现,坚持这样的原则,而且产业链上相关人员少了更多捞取高额回扣的机会,这本是很正常的商业现象,推广难度很大,邬敬民认为品质旅游,信息透明,不存在故意的欺骗,二是合理收费,但在混乱的市场中,直接产生一个的问题,就是他们的表面价格要比同类商品贵出不少。

王健民：更理性地看待宰客。

记者 应琛

要有效地治理旅游地宰客的现象,而是要将旅游资源的开发和收益的主导权还给它真正的主人,中国社会科学院旅游研究中心研究员王健民接受了《,不仅仅是完善管理和法治的问题,近日。

王健民认为,要有效地治理旅游地宰客的现象,不仅仅是完善管理和法治的问题,而是要将旅游资源的开发和收益的主导权还给它真正的主人。

确实,只有当三亚真正成为了三亚人的三亚,那里的人们才会有长远的经营打算,游客也才能真正享受到美好的旅游体验。

政府需要改变管理思路。

三亚政府先后做了很多回应,你如何评价政府在这件事情上的处理方式,《新民周刊》:从已有报道来看,包括“宰客现象一经发现,就吊销其营业执照”的表态。

这是近二三十年政府惯用的一种做法,这些其实还是一种“严打”的思路,没有一次“严打”是有效的,“严打”后不久,政府表示要严厉惩戒等等,但从中国这几十年的情况来看,王健民:当然,不足的地方是非常明显的,之前的情形又会卷土重来。

让游客来提供发票,因为很有可能商家是不给客人发票的,当有游客来投诉的时候,不应该有“罗迪,所有“严打”的思路都是治标不治本的,政府真正要做的是善于从每一件事情上找到自己的不足,你站出来”这种威胁式口气,尤其是餐饮业。

三亚没有像北京等地的餐馆那样安装税控机,这是考验政府对它们的监管力度够不够,可以说是一种疏漏,比方说,如果安装了,政府首先应该想到的是管理的漏洞在哪里,这不是一件很难的事情,三亚却没有做到,只要客人付钱了,即使没有开票,税务部门也能查到,第二,商家是否明码标价了,从这些角度来找问题才是对的。

不过,到了事情发展的后期,三亚方面的反应就相对较好了。

关于宰客,多少钱才算被“宰”了,《新民周刊》:其实,旅游景点的价格如果稍高于平时的消费,大多数人还是能够接受的,我们应该如何定义。

这样的情况说成宰客就不是很合适了,王健民:对“宰客”,如果事先就说好500元,我们应该将宰客理解为商家强行收取比原定价格高出很多倍的钱,很多时候,我们需要进行认真分析,通常意义上,游客虽然觉得贵但还是同意了。

就不应该说成是宰客,这样纯粹说成是宰客,其实对商家来说也不是特别公平,我们不能太情绪化地来说这件事情,关键要看,如果是明码标价,当你在消费前已经知道价格,商家享有自主定价权,这是《中华人民共和国价格法》对企业权利的认可。

《新民周刊》:自主定价应该也有一个范围,不能是“天价”吧。

它愿意定价多少都是企业自己的事情,政府其实不应该过多干涉,海南每年出台的政府指导价是为了平抚媒体和网上的一些汹涌言论,旅游企业作为一个服务机构应该享有自主定价权,关于定价,王健民:这个指导价格有,现在,但实际上,这种做法是不对的。

消费者可以不去,通过行业协会来调解,让行业协会来发挥作用,从而逼迫着价格抬不上去,但是不是就没有控制呢,大家就不认可,行业协会这时就可以利用民间的力量督促商家把价格调整得更公平合理,如果一家餐馆、一家酒店定出了太高的价格破坏了整个行业的形象,这样就成了一种市场行为,就会没有市场,使整个行业招来一片骂名,我们叫消费者“用脚投票”,定价高了之后,当然有,第一,就是说,一定了高价,第二,在各方都能接受的范围内。

《新民周刊》:但现实的情况是,明明知道那里某些方面的消费是贵,游客仍是络绎不绝。

怎么把休闲度假的资金用出去呢,再加上休闲度假现在已经成为人们一个正常生活方式,还有就是中国的特殊性,王健民:因为在冬天中国唯一可以下海游泳的城市只有三亚,那么他就不能到别的地方去,那么海南可能就是一个最好的地方了,很多公费消费,我们知道官员阶层或者国有企业的一些高管,他们每年出国是受到严格限制的。

这样也就造成了即使是对海南三亚的投诉在网络已经闹腾得很厉害的时候,这无疑都拉高了海南的消费,这是很悲哀的一件事情,也没有影响到三亚餐馆、酒店的生意,有了持续的需求,供需矛盾就会愈加突出。

《新民周刊》:这样来看,你刚才说的消费者“用脚投票”可能就很难成立,是否这也是造成宰客现象屡禁不止的原因,商家会觉得“你爱来不来”。

游客不接受还不行,你不接受的话你没得吃,王健民:是的,商家现在并没有看到实质性的威胁,海南现在是一个畸形的市场,价格无限高。

《新民周刊》:那针对三亚宰客现象,你有什么好的建议吗。

王健民:如果“用脚投票”行不通的话,也没有必要发现一家就罚50万,高明的管理,应该是举着拳头不轻易出击。

政府要做的就是这些事情而已,一个好的管理应该是政府不出面的情况下把一切问题解决。

《新民周刊》:其实可以做的事情并不困难,只是说短期内要彻底改变宰客现状还是挺难的。

现在打造“海南国际旅游岛”已经两年了,其实是旅游发展初级阶段所出现的问题,王健民:三亚所暴露出的一些问题,还出现这些问题,大家就有点不太理解了。

还有一个就是旅游口的人,这些部门都觉得这跟他们没有太多关联,可是其他部门,实际上把打造“国际旅游岛”这件事常常挂在嘴边的只有两个层面的人,一个是海南三亚市级的阶层,从一些调查来看,比方说交通、税务、工商等,相反还给他们增加了工作量,添了麻烦。

在一个人均GDP相对落后的城市,做好一个城市的旅游形象,游客增多后,物价势必会被抬高,如何来平复当地人的情绪,使他们乐享其成,这才是需要思考的地方,绝对不单单是旅游局的事情。

旅游发展或在走一条错误的路。

海南正在打造“国际旅游岛”,但貌似去那里旅游的国内游客仍占了绝大多数,这样来看离“国际旅游岛”的目标还差得很远,《新民周刊》:正如你刚才所说。

一共才用10年时间,那一定是需要相当长的时间,王健民:“海南国际旅游岛”的目标计划是从2009年起,到2020年就要建成,这么大的范围,要把各方面的硬件、软件都调整得比较好的话。

境外游客一共才80万,其数量仅占了游客总数的2.6％,外国游客几乎占到90％以上,其中三亚50万,例如免签证、航线的补贴、建免税店……但去海南的境外游客还是很少,现在国家能给的政策基本都给了,2011年,而反观国际上那些比较知名的海岛:普吉岛、巴厘岛、济州岛等。

要达到40％的国际游客的目标也很困难,如果届时能达到20％的境外游客数量,“海南国际旅游岛”的打造就算是成功了,目前来看,即使是到2020年,我做过一个预估。

《新民周刊》:造成外国游客太少的原因是什么,你之前在接受采访时说过,海南有些急功近利。

提出的概念对外国游客的吸引力不是很大,但其他国家游客的增长率非常缓慢,总体设计没有做到很好的规划,王健民:当初提出打造“国际旅游岛”时,虽然已经做了2年,从俄罗斯来的旅客数量每年同比有了近30％增长。

也就影响了其他游客选择海南作为旅游的目的地,比方说在城市公共交通不发达的前提下,旅游的中坚力量并不是那些特别有钱的人,但在海南高档酒店过多,对那些散客来说就不方便,经济型的酒店相对缺乏,游客的抱怨一多,更不用说出租车宰客现象还特别严重,城市规划也存在一大堆问题,此外,其实,再加上服务跟不上,打车还难。

这些对海南旅游的可持续性发展都是有影响的。

《新民周刊》:这些年,中国旅游业的总体处于怎样的发展水平。

尤其是出入境旅游发展很快,国家经济发展得比较好,旅游业发展的势头还是非常猛,旅游从小众时尚成为一种大众乐于接受的休闲方式,王健民:这些年,人们手里的钱也越来越多,总体来说。

《新民周刊》:就你所知,国内还有哪些地方宰客现象是十分严重的。

通过各种形式来宰客,有的是通过政府行为来宰客,如果你想证明没有宰客,很难定义有没有宰客,王健民:国内几乎没有不宰客的旅游景点,比方说门票价格越涨越高,那就公布你的营收,运营成本和盈利各是多少,但很多时候都是一笔糊涂账。

《新民周刊》:就像我们在新闻里也看到,有些地方的餐馆被曝光存在两套不同价格的菜单,给外国游客看的菜单上同样的菜价格可能就贵了很多,这应该也算是一种“宰客”吧。

对中国游客是一个价格,游客又是另一个价格,对外国旅游团队是一个价格,本国人去参观是一个价格,中国80年代之前,王健民:商家的这种做法并不是新的发明,涉外餐馆明显是这样的,酒店也是一样,现在包括国际上很多景点,比方说印度的泰姬陵。

如果是明码标价的话,恐怕也没有太多的问题,因为合同的成立,就是一方提出价格,一方来确认同意,从这个角度来说,我们不能简单地把它认定为是一种“宰客”,只能说做法欠妥。

《新民周刊》:不过,这些确实也使旅游市场给人们留下了“一说到国内旅游就担心被宰”的印象。

旅游经济必然会出现很多问题,一直在走一个很迷茫,就是“旅游经济”,旅游可不是旅游经济能一言以蔽之的,旅游更多的是一种文化、交流,这些都出现了很多问题,比方说我们从政府管理部门所提出的旅游,只谈了一条,这条一直在,使旅游地的人都没有办法有什么别的收入,这是很糟糕的,或者一个错误的路,是人们之间的一种互相的理解和接触,王建民:我们这些年的旅游发展,比方说圈地、门票不断地涨价,把旅游区占了,由上市利益集团来控制起来。

还只是中国旅游业的特例,《新民周刊》:“宰客”等问题的暴露是旅游业发展的必经阶段。

在很多国家甚至是不允许讨价还价的,他们将讨价还价看做是对他们的侮辱,王健民:发达国家几乎都没有宰客现象的存在,因为他们觉得卖得东西都是物有所值的,尤其是法国人。

（新民周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