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叫停器官移植旅游

移植后旅游

卫生部发文严格限制国内医院为外国人实施器官移植手术。

图为安徽淮北矿区的一次肝移植手术 谢正义／图。

”哈迪德曾想过去欧洲或美国,由于阿曼缺乏肝的供体和医疗条件,“在美国,肝移植平均等待时间为１２个月,阿曼只是一个拥有２３０万人口的阿拉伯小国,哈迪德把目光转向了国外,“就像你所知道的,加上宗教原因,几乎找不到肝的捐献者,但他很快发现,而换肾者需要等上三年半”。

哈迪德和儿子来到中国,医生告诉哈迪德,今年４月,然而,直到７月份,肝移植手术仍然遥遥无期,“没有供体,你需要等待,”。

等待我的肝

哈迪德的遭遇并不是惟一的个案,５８岁的阿里·纳伊米躺在东方器官移植中心的病床上,打着吊针,这位来自沙特的肝癌患者用手指着自己的肝脏位置问：“我的捐赠者在哪儿,”。

原来４０天安排肝移植手术的承诺也兑现不了了,他于今年３月份来到东方器官移植中心,通过侄子小阿里的翻译,阿里·纳伊米告诉南方周末记者,在向一家中介代理公司支付８万美元后,“４个月过去了,我们等来的答复都是没有供体,”。

等待肝移植手术的病人有２５个来自沙特,“除了等待,其他阿拉伯国家的病人大概有６５个,小阿里每天和其他病人、家属在一起聊天、交流信息,“在这家医院,”在二楼咖啡厅,我们什么也干不了,”。

他非常担心身患肝癌的父亲能否撑到肝移植手术的时候,由于缺乏供体无法进行肝移植手术,“还有两位肝癌病人因病重而身亡,一些病人开始选择回家,”来自巴基斯坦的贾迈勒说。

“医疗机构及其医务人员不得为以旅游名义到我国的外国公民实施人体器官移植,卫生部发布《卫生部办公厅关于境外人员申请人体器官移植有关问题的通知》,通知要求人体器官移植应优先满足中国公民需要,对于违反规定的医疗机构及其医务人员,几乎都没有留意到中国卫生部的一条重要消息,这些跋山涉水来到中国的外国患者,因为语言障碍,７月３日,”同时,将给予严厉处罚。

“我们去年就开始了这方面的准备工作,”东方器官移植中心常务副主任朱志军接受南方周末记者采访时说,卫生部这次通知的精神,早在２００６年广州举行的人体器官移植峰会时就提出来了。

但仅有约１万人能够接受移植手术,中国每年约有１５０万人等待器官移植,仅特殊情况例外,中国的人体器官十分短缺,峰会声明,按照世界卫生组织指导原则和国际惯例,器官移植优先满足本国公民需要,禁止以旅游名义为外国人进行器官移植。

“这些外国患者都是去年联系注册入院的,劝说外国病人回国,我们刚劝走了十多个中东患者,”朱志军说,“我们将严格执行卫生部的通知要求,上个星期,”。

“对于这些外国患者如何处理,我们已经打报告到天津市卫生局报批,”朱志军说,“我们在考虑对病情确实严重和与我国传统关系友好国家的病人能否做移植手术,当然这要等待卫生部的最终意见,”。

昔日繁荣的“器官移植旅游”。

因为“同样的手术在沙特要２０万美元”,在中国支付８万美元肝移植手术费用并不算昂贵,对来自沙特的阿里·纳伊米来说,而让他选择中国的最为关键的因素是,“等待器官的时间比其他国家要短”。

国际器官移植学会把这种“移动性寻求器官”称为“器官移植旅游”,陈忠华是中华医学会器官移植分会副主任委员、同济医学院器官移植研究所所长,“器官移植手术在国际上存在这样一种趋势,患者会从器官等待长的国家向器官等待时间短的国家流动,”陈忠华说。

因为中国器官移植规模的快速发展,迅速吸引了韩国、中东一些国家、美国、日本、以色列等地的病人到中国进行“器官移植旅游”,且器官供应量大、手术费用相对较低。

中国第一例肝移植手术是由上海瑞金医院林言箴教授于１９７７年主刀,中国共做了５７例肝移植,此后６年,但效果不好,大部分病人术后死亡。

在卫生部副部长黄洁夫看来,中国第二轮肝移植高潮是由１９９３年一批从国外学成归来的中青年医生创造的。

但肝移植业务却以惊人的速度增长：仅１９９９年就完成肝脏移植２４例,打破美国匹兹堡大学器官移植中心保持的世界肝移植例数最多的纪录,已更名为东方器官移植中心的移植学部成为亚洲最大的器官移植中心,沈中阳带着十几个人组建天津第一中心医院移植学部,在２００５年和２００６年,１９９８年,在２００４年,２０００年达到７８例,２００３年完成３５６例,肝移植的数量更是超过了６００例,并从医院“分家”独立出来,他们共完成肝脏移植５０７例,当时许多医生还担心自己丢了“铁饭碗”,算上肾移植的３６８例。

显然,业务的突飞猛进,“器官移植旅游”是重要的助推器,“最初是一些港台的病人慕名而来,接着外国人也开始多起来了,”朱志军回忆,从１９９８年开始,一些在广州经商的中东人找到了医院,后来就像滚雪球,越来越多。

东方器官移植中心的国外患者所占比例甚至已超过国内患者,东方器官移植中心收治韩国患者已超过５００人,２００４年,从２００２年开始,韩国人占３７％左右,国外患者比例超过５３％,其他外国人占１６％左右,该院进行的５０７例肝脏移植手术中,到后来,据《朝鲜日报》报道。

每年以色列３０例心脏移植手术中,至少有２００名以色列人在中国接受了肾脏移植,有１０例是在中国进行的,另据《华尔街日报》报道,在过去五年间。

东方器官移植中心的肝脏移植手术费用为３．２万美元（约合人民币２５万元）左右,器官移植手术费用也水涨船高,肝移植手术费用仍维持在２０万元左右,已攀升至人民币４０万元,随着国外患者的与日俱增,２００４年初,到２００６年,但对于国内病人。

之所以要实施内外有别的“价格双轨制”,东方器官移植中心常务副主任朱志军解释说,外国人占用了中国人的器官资源,当然要付出更多代价。

促进了东方器官移植中心的发展和壮大,但他认为当时卫生部并没有对“器官移植旅游”出台禁止性管理规定,朱志军并不否认向外国患者提供器官移植的服务。

形势“急转直下”

然而,自今年以来,器官移植旅游的形势“急转直下”。

东方器官移植中心创造出了一年完成６００多例肝移植手术的纪录,这家号称亚洲最大的器官移植中心总共才做了１５例肝移植手术,在东方器官移植中心二楼办公室里,而在２００６年,近半年过去,朱志军显得有些忧心忡忡,从春节后到现在。

“主要是没有供体,也就是说肝源供体来自于亲属,供体也都是活体移植,”朱志军无奈地看着手术数量直线下降,即使已经完成的１５例移植手术。

目前的困境源于最近关于器官移植一系列法律法规的颁布,而卫生主管部门对人体器官移植的管理也变得更加规范和严格,朱志军认为。

将未经许可摘取人体器官的行为视作违法,不得摘取未满１８周岁公民的活体器官,从今年５月１日起,同时,条例规定,国务院《人体器官移植条例》正式实施,该规定还禁止以盈利为目的的人体器官买卖。

４８岁的王伟强胸腹里搏动的是一个３１岁男子的肝,王伟强患有肝硬化,在耐心等待两个月后,在支付６．５万元的“供体材料费”后,并顺利完成肝移植手术,这位来自新疆的出租车司机终于在２００６年的最后一天得到一个匹配供体,但他是个幸运儿,现在。

“手术很成功,排斥反应很小,”王伟强毫不介意供体来源,他是去年在东方器官移植中心接受肝移植的６００位患者之一。

业内人士透露,我国器官移植的供体来源主要有三种,死刑犯捐献、亲属间活体移植,以及脑死亡和传统死亡之后的自愿无偿捐献者。

中国的器官移植手术突飞猛进,成为仅次于美国的第二器官移植大国,但是中国内地肝脏移植方面的临床实践和研究成果,从１９９３年以来,由于技术突破和一批新生力量加入,始终无法出现在国际顶级医学期刊上,其中一个重要原因就是,论文作者无法说明供体的来源。

“国际器官学会曾经发过一个３页的文件,公开拒绝中国内地学者向大会提交有关器官移植的论文和报告,”毕业于剑桥大学的陈忠华对此深有感触。

东方器官移植中心副主任朱志军最近决定对该中心的前５０例手术实施费用减免,为了鼓励病人进行活体移植,“把原来１５万－２０万的手术费用降到１０万,差额部分用科研经费补上,”。

“为了让人体器官移植与国际惯例接轨,暂时牺牲手术量也是值得,”朱志军说。

中国执行的死亡标准是心脏死亡,陈忠华一直在竭力推广脑死亡标准的立法工作,过去的几年中,最近几年毫无进展,但有关脑死亡问题的动议,而心脏死亡后几分钟,试图能得到同行和法律界的认同,目前,器官功能就会丧失而不能进行移植。

为２００多个患者进行了器官移植,共捐献２２２个器官给４０多家医院,陈忠华所在的同济医学院器官移植研究所已实施５５个脑死亡案例,目前。

让器官移植更公平高效。

而在东方器官移植中心,作为东方器官移植中心常务副主任,中介的做法让其他病人怨声载道,朱志军对招揽器官移植生意的中介很“痛恨”,找机会“插队”,到处找人说情,一些中介仗着有钱,病人等待供体的原则是按登记资料“先来后到”的顺序排队,因此。

“不用为器官的来源和分配而苦恼,就像美国器官共享联合网络ＵＮＯＳ那样,能根据病情、等候时间、配型结果等因素来排序分配器官,朱志军期盼能建立一个器官移植登记网络,做个纯粹的医生”。

每家医院寻找供体时,谁获得供体业务就多,可现实的情况是,都是各自为政,各显神通,“大家比的是谁的公关能力强,”一位业内人士说。

卫生部计划用３－５年的时间建立包括科学注册体系和行政注册体系两个层次的人体器官移植体系,有关器官移植技术规范和临床指南等科学注册体系已经开始进行,为了解决器官分配公平和有效使用器官资源,加强对器官移植的集中监管,而包括器官来源、捐献和分配信息共享网络在内的行政注册体系也已启动,已经运营两年多,其中,目前,由香港大学协助建立的包括２６家肝脏移植中心的肝移植登记中心。

对施行移植手术的医院和医生进行资格认证,”器官移植专家陈忠华评价说,以进一步规范器官移植管理和供体资源的有效利用,卫生部颁布的《人体器官移植技术临床应用管理暂行规定》正式生效,去年７月１日,“这是一个准入制度。

“全国一共有６００多家医院、１７００名医生开展器官移植手术,全国开展器官移植技术的６００多家医院中,卫生部副部长黄洁夫曾严厉批评泥沙俱下的器官移植医疗机构,卫生部政策法规司副司长汪建荣日前透露,而香港特区能够从事肝、肾和心移植手术的医院仅各一家,能够做肝移植手术的只有约１００家医院,太多了,”相比之下,在美国,将只有１６０多家医院获得资质,从事肾移植的不过２００家。

在此过程中,自然是题中之意,中国正在对迅猛发展的器官移值领域进行严格的规范,此次卫生部严格限制对外国人进行器官移值,本显不足的供体会变得更加紧张,而对于有限的供体资源如何进行更公平的分配,显然,所以,实属水道渠成之举。

“由于‘器官移植旅游’对中国器官供体来源不明的争议,卫生部发布禁止“器官移植旅游”的通知,从区域间问题已被放大为一个国际性问题,”陈忠华说,正是对国际舆论担心的一种回应。

”陈忠华所服务的医疗机构已拒绝为外国人提供器官移植,就给他们进行器官移植,“对于‘器官移植旅游’的外国患者,不能因为外国人支付更多的钱,应该让他们都回家,他认为,“这损害了本地人权益”。

“现在最重要的问题是供体不足,没有供体怎么进行手术,”朱志军说。

（应受访者要求,报道所涉患者均为化名）。

■背景链接

去年７月到今年７月,在一年时间里,卫生部连续出台人体器官移植的相关规定和条例。

（姚忆江 徐国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