明代旅游热

好热旅游

陈忠海

在相当长时间里没有“旅游”而只有“旅行”,旅游热潮出现在明朝中后期,而旅行也只有少数人才能参与,对经济和社会转型发展没有产生应有的贡献,它助推了当时整个社会的“消费升级”,但这股热潮仅一闪而过,中国古代并不崇尚旅游。

中国古代也有帝王的巡游、官员的出游、文人的远足、商贾的苦旅和僧人的漫行,但这些要么出于明确的政治目的,要么是因为仕宦或商业的现实需要,往往带有浓厚的目的性和功利性,参与者也只是少数人。

在古代要出门旅行并不是一件乐事,但正如梁实秋所说,“出门要带行李,古人虽然也说“一生能着几雨屐”,还说“读万卷书,劝人多出门走走,更离不开物质基础,旅游不仅需要情怀,行万里路”,因为其中有许多“苦恼的成分”,那一个几十斤重的五花大绑的铺盖卷儿便是旅行者的第一道难关”。

是数十万甚至更多的人辛苦努力的结果,一个人要从蜀中到中原或者从中原到岭南,秦始皇、汉武帝、唐玄宗能游泰山,修驰道、备车马、演练典仪,短刚数月、长则数年,曹操能观沧海,身后如果没有十几万军队恐怕也难以成行,这些虽属极端事例,但在古代,那绝非一件“说走就走”的事。

但山水其实并不是它的重点,曹操写的《观沧海》被认为是古代第一篇专门以山水为歌咏对象的作品,所以他听到看到的不是“视听之娱”,也不是一个旅游者内心的休闲与沉醉,恐怕连曹操都觉得这样的机会实在太难得,对古人来说,远足是件庄重的事,有幸站在海岸的高处远瞰大海,而是“老骥伏枥,志在千里”的宏阔感慨。

风气转变

“旅行”成为“旅游”,这种风气的转变似乎一夜之间就来了,时间是明朝的中期。

饮食衣物皆有常供”,明初整体社会风气皆以贪污浪费为耻,这与朱元璋的出身有关,朱元璋出身贫寒,明朝初年也崇尚俭朴,当上皇帝后一再强调要节俭,“宫室器用一从朴素,他的表率作用收到良好效果,《典故记闻》记载,有一次宦官用米喂鸡,明成祖朱棣看到了立刻训斥一番。

人们的消费观逐步由朴素变为追求享受,从消费的角度看,一些原本只能由皇室贵族、官员才有资格享受的衣食住行逐渐走向商业化和世俗化,但到了明朝中期,在经济快速发展的同时,以等级为特征的传统礼制也进一步突破,知识分子阶层、商人阶层崛起,带动了社会风尚的变化。

道家讲“无欲”,认为欲望的追求、需求的满足无可厚非,出现了李贽、王阳明以及“公安三袁”为代表的思想家,随着人们思想观念的进一步多元化,这些思想被宋代理学进一步夸大,肯定人性、崇尚现实、追求自我成为思潮,李赞说“穿衣吃饭,中国传统文化主张抵制欲望和需求,佛家讲“戒色声香味”,儒家讲“戒声色货利”,除却穿衣吃饭,灭人欲”的主张,他们认为顺应人性才能实现人生的完美,出现了“存天理,明朝中期以后,即是人伦物理,无论物矣”。

因为有消费才有财富的创造,消费越多人们创造的财富越多,陆辑认为适当地奢侈消费没有坏处,人们对传统消费观念也进行了反思和批判,他举例说,人们跑到苏杭一带游玩,那些舆夫、舟子、歌童、舞妓也就有了生财的门路。

明朝中期以后快速发展的经济和繁荣的商业活动也为“由俭入奢”提供了物质基础,除了这些思想基础,依靠发达的手工业和商业,一部分人富裕了起来,他们追求衣食住行的奢华、舒适与便捷,推动了“消费升级”。

朱元璋在位时花大力气组建了全国交通网和驿站系统,到洪武末年基本建成了以南京为中心、辐射南直隶所属府州及全国13个布政司的交通干线,东起辽东、西至松潘和甘肃、南到崖州、北抵大宁和开原都纳入便捷的水陆交通网中,后来又花巨资疏通了古运河,从旅游消费说,还有一个额外的有利条件,明朝十分注重基础设施建设,在各地设置有水马站、递运站、急递铺等机构,在各地广开道路。

旅游热潮

明朝中期以后,“旅游热”突然兴起,有学者评述“那样如醉如痴举国若狂的旅游热潮,为历史上所罕见”。

一些大城市的周边首先出现了旅游者聚集的情况,“吴人好游,以有游地、有游具、有游友也”,在城市经济得到快速发展的江南地区,南京周边的钟山、牛首山、清凉寺、鸡鸣寺、灵谷寺、栖霞寺、燕子矶等成为旅游名胜,《古今图书集成》所载“苏州府风俗考”称,秦淮河更是游人如织。

称每年的七月半游西湖的人更是人山人海,西湖边常年都是人来人往,那时如果去西湖则“一无可看,张岱在《陶庵梦忆》中对西湖的旅游盛况作过描述,在杭州,情形如同今天的“黄金周”,止可看七月半之人”。

苏州的莲花荡也是游人喜欢光顾的地方,袁宏道在《荷花荡》一文中描述,在江南的另一重镇苏州,每年农历6月24日还被当地人开发为“荷花节”,可供旅游的景点也不少,《正德姑苏志》记载“其虎丘、天平、观音、上方,诸山最盛,山下竹舆轻窄,上下如飞”,届时“画舫云集,渔刀小艇,雇觅一空”“其男女之杂,灿烂之景,不可名状”。

每年春天这里都“士女云集”,袁中道在《西山十记》中描述,袁宏道在《游高梁桥记》中则记述了西直门外另一处景点高梁桥,士女骄闻,每逢节假日各处景点都人头攒动,芙蓉十里如锦,王士性称燕京人特别“好游”,北方也一样,以至“游人塞途”,当时北京西直门外也有个西湖,“每至盛夏之月,香风芬馥,临流泛筋,最为胜处矣”,称其是“京师最胜地也”。

泰山、华山、武当山、普陀山等都成为重要的宗教旅游胜地,”其他的佛教、道教名山也都有大量进香、崇道或礼佛的善男信女,还有“宗教游”,除了“名胜游”“周边游”,无不往泰山进香者,谢肇淛在《五杂俎》中记述泰山旅游：“渡江以北,齐、晋、燕、秦、楚、洛诸民,带动了旅游业的发展。

明代“旅游热”的另一个突破是女性的广泛参与,称“阖城士女,称“士女填溢,反映出这股“旅游热”确实得到了最广泛地参与,但在“旅游热”的带动下,曾出现了《女戒》《女训》等束缚妇女行动的东西,明代也如此,张瀚在《松窗梦语》中说到杭州的旅游,古代妇女地位和自由都受到很多限制,女性几乎不受限制地与男人同游,相关约束似乎并没有产生实效,尽出西郊,逐队寻芳,纵苇荡浆,歌声满道,箫鼓声闻”,张岱在《陶庵梦忆》描述南京秦淮河的游客,竟看灯船”。

昙花一现

如《广舆图》《广舆图叙》《皇舆考》《广皇舆考》《今古舆地图》《舆地图考》《地图综要》等,包括详细介绍全国水陆交通、驿站情况的工具书《环寰通衢》《一统路程图记》《天下路程图引》《天下水陆路程》《图相南北两京路程》《两京水陆诸路》等,如《北京八景图》《顺天京城图》等,以及专门出版的“旅游地图”,明代旅游的兴盛还可以从其他侧面去考察,在明代典籍中出现了一类专门为旅游者编写的书籍,甚至有专门介绍某一地区景点的书籍,数量众多。

张岱到泰山旅游,房百十处,在《琅嬛文集》中记述了泰山附近商业繁荣的情况：“客有上中下三等,各大旅游景点游人增加,荤素酒筵百十席,优傒弹唱百十群,奔走袛应百十辈,“旅游热”的出现带动了相关地方经济的发展,客单数千,对饮食、住宿提出旺盛需求,除官府办的驿站外,一些商业化的旅店、饭馆也大量出现,出山者送,上山者贺,到山者迎,牙家十余姓,”。

算下来当地仅此就“岁入二三十万”,看到当地“庐舍骈集”,各行各业的从业者也从“旅游热”中获利颇多,池室、佛阁、官宇等形成了“旅游一条街”,据张岱的统计,当时每天进泰山的游客有八九千人,如果在春天这个数字则高达两万,地方官府开征“山税”,每人一钱二分,旅店、饭馆不必说,还有其他相关服务业,“驴马槽房、戏子寓所、密户曲房”无不从中受益,徐霞客游至安宁温泉。

但相同的是都无法关起门来取得各自的成就,他们的成功与当时的“旅游热”多少都有关联,明朝诞生了徐霞客、王士性、曹学佺这样的旅行家,还有擅长写旅行诗文的张岱、杨慎、袁宏道这样的文学家以及擅长作山水画的沈周、文征明、董其昌等画家,更有水利专家潘季驯、农学家徐光启、医药学家李时珍,他们专攻的领域虽不同。

这股“旅游热”未能持续,这股“旅游热”也昙花一现,它在经济方面所产生的积极因素未能被充分利用,中国很快又回到小农经济占绝对主导的形态之下,在清代几乎萎缩到只有极少数人才热爱山水,而晚明却是登峰造极的好游典型,这是因为传统的小农经济格局有着强大惯性,人们的旅游活动也沉寂了下来,周振鹤在概括中国古代旅游史时指出：“在唐虽有游人,如同明朝中后期经济结构转型的趋势一闪即逝那样,它所推动的“消费升级”没有使整个经济和社会发生质的改变,遗憾的是,新事物的萌芽难以快速成长,随着王朝的再次更替,而多数留连光景,作为诗料,在宋游风已经稍杀为少数,”。

是中国古代旅游史上的一个高峰,但也几乎是仅有的一次高峰,明代中后期掀起的这股全民“旅游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