国家中心城市冷思考一座城市中心从何而来

旅游中心性

原标题：“国家中心城市”冷思考：一座城市的中心性从何而来。

第10座国家中心城市将花落谁家,全国已确立了9座国家中心城市,这段时间里,距今已经有2年7个月时间,山东宣布将支持济南建设国家中心城市、青岛建设全球海洋中心城市,其中最后一座城市——西安——是在2018年初获批的,目前,一直是人们热议的话题,近期,引发了对该问题的新一轮关注。

国家中心城市是在一国之内发挥最高等级中心作用的城市,作为其学理支撑的是经济地理学中的中心地理论。

中心地理论是地理学家克里斯塔勒（Christaller）在《德国南部中心地原理》一书中最早提出的,空间上表现为中心地和外围区的差异,该理论认为,后来经济学家廖什（L?sch）基于不同假设进行了补充,人类活动的地理单元总是处于不均衡状态。

中心地是在一个区域中发挥中心功能的聚落空间,大至一座都市,小至一个村庄,一个居民点无论大小,要成为中心地通常需要具备两个因素：一是人口规模和密度,二是中心性。

中心地的发展与繁荣依靠中心商品的消费,中心商品的消费则依赖人口在中心地内部的集聚,是集聚分布还是均匀分布,会影响中心商品消费总量,简言之,因此中心地必须同时具备一定的人口规模和密度,要成为中心地,仅仅有人口规模是不够的,同样的人口规模,经济地理学中通常称之为重要性剩余,中心性意味着该地对于隶属于它的一个区域的相对重要性,中心性则是指一个地方相对于周边区域的综合经济作用剩余。

中心地原理只能对早期城市体系的演化轨迹作出估计,现代城市区位分析中这一理论框架仍然堪用,而是借鉴这一思路来对城市体系的演化方向作出判断,克里斯塔勒依据市场原则、交通原则、行政原则来分析中心地体系的演化,其在高度复杂性条件下的分析效果尚不确定,作为一种理论图式,因为我们追求的并不是其在数学上的严密性,但是。

依据中心地理论,作为最高等级中心地的国家中心城市,一座城市的中心性是地理区位、人口布局、空间形态、交通流线、经济联系等多重因素交互作用的结果,并非通过简单的平面统计可以确定的,更是如此。

国家中心城市只能识别而无法遴选,确立国家中心城市是对上述多重因素综合作用结果的确认,不能作为区域平衡的筹码,更不能搞成调剂余缺的工具,从这个意义上讲。

国家中心城市首先要优化内部结构。

经济集聚的前提是人口集聚,国家中心城市的核心功能,国家中心城市面临的首要问题是优化内部结构,以增强自身的人口集聚度和承载力,是经济集聚以及由此带来的对周边地区的辐射带动,这意味着。

本质上是都会区内部结构的优化,国家中心城市自身的优化,已经确立的9座国家中心城市（包括其它相当一批大城市）,而是一个都会区,严格意义上讲,早已不是一座独立的城市。

通常要经历人口向城市集聚、郊区城市化、逆城市化这三个阶段,城市发展的不同阶段,再往后则要应对逆城市化、再城市化等问题,中小城市发展为都会区,城市的发展演化过程,并不会自然而然地导向一座现代化都市,需要不断采取人为干预措施,破解各种问题：早期的无序扩张问题、中期的环境污染问题、后期的城市更新问题。

城市要发展好,城市郊区承担着中心区难以完成的功能,郊区至少有以下五种功能：,能够为高密度的城市发展提供支持,关键是处理好中心城区与郊区的关系,必须要有一个形态稳定、功能完备的郊区作为支撑,本质上是城市经济和市民生活的一部分,都会区内部结构的优化,据研究。

（1）作为城市生态环境屏障。

（2）为市民提供休闲旅游场所。

（3）提供仓储物流等工业设施场所。

（4）满足高品质、低密度居住的需要。

（5）改善食物安全里程,提供丰富的生鲜食品。

郊区功能空缺,我国的城市发展呈现出一种畸形的“按级别发展”形态,相应的郊区功能也付之阙如,但是真正的郊区形态却没有发育起来,在城市发展中扮演了尴尬的角色,这些问题的出现与城市政府对郊区的过度控制和干预有关,郊区——这一既非典型乡村、又非标准城市的特定地理空间,很多地方的所谓郊区变得“城不像城、村不像村”,实际上成为城市的“待开发区”,人口集聚了、城市扩张了,这种等级化逻辑也渗透进城市内部,我们面临的问题是,在城镇化的浪潮下,长期以来,多年累积下来的结果是。

这个配置在空间上的结果就会形成一个处于动态稳定中的郊区形态,在一个市场化条件下,各类要素在相对价格的牵引下会在城乡之间得到合理配置,发育良好的城市郊区大多是基于资源禀赋和经济规律自然演化的结果,从世界经验看。

国家中心城市应走在全面深化改革前列。

土地产权制度、规划管理体制、户籍制度等方面的二元结构是制约国家中心城市发展的主要障碍,国家中心城市要更好发挥首位度和中心性作用,城乡发展还始终面临着一个特殊问题——打破城乡二元的制度结构,更应该走在全面深化改革的前列,于中国而言,当前。

国家发展改革委等十八部门联合印发了《国家城乡融合发展试验区改革方案》,明确了11个国家城乡融合发展试验区,未列入改革试验范围的城市,已经列入改革试验范围的城市需要加强政策集成和试验深度,北京、上海等5个国家中心城市未能列入试验范围,11个试验区只覆盖到广州、重庆、成都、西安4个国家中心城市,一是加快建立城乡融合发展体制机制,更好发挥国家中心城市的引领作用,也应该积极挖掘改革经验、争取改革授权,今年初,通过比较可以发现,尽快推出制度性成果。

在当前的政策框架中,既充分释放政策红利,政策一旦试验成熟,这些政策大多带有改革试验意义,积极稳慎用好相关政策,又发挥好政策试验作用,因此,应加快推进步伐,很快就会向更大范围甚至全国推广,那时国家中心城市的政策优势也就会被拉平,给予了国家中心城市一些特殊的支持政策,二是用好国家中心城市支持政策,国家中心城市在获得政策性支持许可后。

城市郊区形态也将渐趋合理,三是改革土地规划管理体制,有必要在城市周围划定一个城市拓展区,土地规划管理体制改革可以说几乎还没有破题,允许用地行为主体和产权主体自主交易,地方政府只负责对用地行为合法合规性作事前或事后审查,在此区域区内简化土地利用管理和审批程序,选取一两个国家中心城市开展这方面的试点,城市将逐步走上自然演化轨道,实现郊区良性发展,并按照法律规范自行选址投建,通过这样的努力,很有必要。

（作者陈明为中国社会科学院政治学研究所副研究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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